魔鬼在你身后I_Part 1 开局_6（6 / 10）
“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，排成一排。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，所以非常害羞。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。那天气温宜人。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。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。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，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。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，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、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，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。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。我仍然个头矮小，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，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。他微微一笑，挥了挥短棍，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。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。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。约瑟夫哭起来，父亲拒绝离开他。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。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。父亲让我回去，但我不同意。
“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。他把我推开，说：‘走！’我摇头，留在原地。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。父亲又打了我一下，这次非常用力，边打边喊：‘走！’我又惊又痛，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。党卫军继续挑选。我对父亲很气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。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。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。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。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、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。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，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，包括我在内，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。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，领到了粗糙的囚服。
“那天下午和晚上，我都没有见到父亲。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，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。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，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。
“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吃过土豆汤，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。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。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，两百英尺长，四十英尺宽，至少十五英尺深。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，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。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，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，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。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。
“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。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，但那年夏天，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，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。
“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撬开——扔进大坑，铺上泥土和石灰，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。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，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，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。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、说笑。但这时候，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，蠕动着被我们活埋。
“那天傍晚，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。我考虑过死，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。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。直面一切活下来。为了活而活下来。
“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，接受过牙医训练。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，犯人头目都笑了。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。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、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。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yīn道探查。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。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。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。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。
“一两周后，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，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。也许我手脚麻利，干活高效，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。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。每天晚上，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，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，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，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。‘再多给我一天吧。’我说，‘再多给我一天吧。’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。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，但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，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。
“八月，集中营扩建，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。我们砍掉树木，拔掉树桩，将石头运去修路。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，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。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。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，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，除了老卡尔斯基。”
“卡尔斯基是什么人？”娜塔莉问。
“犯人头目。这种人手持鞭子，管理其他囚犯。”
“他们为虎作伥？”
“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。”索尔说，“斯坦利·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，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。今年九月，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。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，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。”
“就像那个帕蒂·赫斯特。”娜塔莉说。
“是的。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，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。现在，我想说的只是，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，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。
“1942年11月，集中营改造完成，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。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。焚尸炉已经建成，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，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。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。我铺上石灰，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，然后就是等待。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。
“1942年11月19日，星期四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。”索尔陷入沉默。几秒钟后，他起身走到了壁炉边。火几乎熄灭了。“娜塔莉，你能给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饮料吗？比如雪利酒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娜塔莉说，“白兰地怎么样？”
“太棒了。”
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，索尔翻拨了木炭，添加了柴火，让火又熊熊燃起来。
“谢谢，亲爱的。”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。“星期四——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——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。他们之前来过。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。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。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，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。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，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，没必要多此一举。有谣言说，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。
“那天晚上，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。这一晚，他们选择了我。
“我决定反抗。这和我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，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，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。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。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马上就要死了。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。
“但他们没有杀我。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，而我服从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。不是因为我胆怯，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，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。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，驱使我走过地板，离开牢房。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。
“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，只能称其为‘精神强奸’，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。我那时不相信——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。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，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。
“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。这本身就不可思议。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，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。波兰的那个冬天，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。
“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。卡车上有十六个人，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。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，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，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。别的犹太人都在窃窃私语，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，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。老实说，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。
“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。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。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，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，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，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。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，尽管我见不到他，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。 ↑返回顶部↑
“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父亲打了。他把我推开，说：‘走！’我摇头，留在原地。身材壮硕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走上来。父亲又打了我一下，这次非常用力，边打边喊：‘走！’我又惊又痛，在士兵到达前踉踉跄跄地返回强壮者当中。党卫军继续挑选。我对父亲很气愤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洗澡。他在那么多人面前羞辱了我。我含着委屈的泪水注视父亲离开。他赤裸的后背在晨光中异常苍白。他抱着已经停止哭泣、正四处打量的约瑟夫。父亲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之前，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当天抵达集中营的人中，包括我在内，有五分之一没有被消毒。我们被直接送到牢房，领到了粗糙的囚服。
“那天下午和晚上，我都没有见到父亲。我在肮脏的牢房里努力入睡时，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。我觉得其他家人都在集中营的另一头，而父亲无情地将我同他们分开了。
“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吃过土豆汤，就被分配了劳动任务。我所在的一组被带到森林里。那里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，两百英尺长，四十英尺宽，至少十五英尺深。泥土有刚被翻动的痕迹，我判断附近有刚被填满的其他大坑。腐尸的气味相当明显，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残酷的现实，直到当天第一辆大篷卡车到来。就是我昨天见过的那种大篷卡车。
“切姆诺是他们的实验场。希姆莱下令毒气室使用氰化氢，但那年夏天，他们用的仍然是一氧化碳，运尸体用的则是颜色鲜艳的大篷卡车。
“我们的任务是将尸体分开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撬开——扔进大坑，铺上泥土和石灰，等待下一批尸体到来。一氧化碳不是很有效，经常有一半的遇害者没被毒死，于是由守候在大坑边的骷髅师士兵补射。骷髅师士兵会在等待下一辆车到来的间隙抽烟、说笑。但这时候，仍然有个别人挨过了毒气和补射，蠕动着被我们活埋。
“那天傍晚，我浑身粪便和血污回到了牢房。我考虑过死，但我最终决定活下来。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。直面一切活下来。为了活而活下来。
“我谎称我是牙医的儿子，接受过牙医训练。看见我这么小的牙医学徒，犯人头目都笑了。但第二周我就被安排了拔牙的任务。我同另外三个犹太人在赤裸的尸体堆中搜寻项链、金饰品和一切值钱的东西。我们用金属钩伸进肛门和yīn道探查。然后我用老虎钳拔掉金牙和牙齿填充物。我常被派到大坑中工作。一个名叫鲍尔的党卫军士兵常把土块扔到我头上哈哈大笑。他自己也有两颗金牙。
“一两周后，负责掩埋尸体的犹太人也会被定期屠杀，工作由新一拨人接替。也许我手脚麻利，干活高效，我在大坑干了九个星期。每天早上我都觉得今天会轮到自己被杀。每天晚上，我听着下面床铺的老人念诵祷文，反复呼唤先知的名字，我则开始向上帝祈祷，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。‘再多给我一天吧。’我说，‘再多给我一天吧。’但我最信任的是我自己的求生意愿。也许这是年轻人的唯我主义，但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坚信自己能活下去，那这一愿望就一定能实现。
“八月，集中营扩建，我被调派到了森林旅。我们砍掉树木，拔掉树桩，将石头运去修路。每隔几天都会有劳工在完成工作后被送上大篷卡车，或者直接押到大坑边。所以森林旅的成员始终在变。十一月落下了那年的第一场雪，而我已经是森林旅中最长命的囚犯了，除了老卡尔斯基。”
“卡尔斯基是什么人？”娜塔莉问。
“犯人头目。这种人手持鞭子，管理其他囚犯。”
“他们为虎作伥？”
“有专业论文论述犯人头目及其对纳粹主子的认同。”索尔说，“斯坦利·埃尔金斯和其他学者研究了集中营里囚犯的臣服现象，并将其与美国黑奴的温顺做对比。今年九月，我还参加了研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会议。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仅与自己的加害者站在一起，甚至积极地支持加害者。”
“就像那个帕蒂·赫斯特。”娜塔莉说。
“是的。我对这种意志上的征服研究了很久，不过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。现在，我想说的只是，如果我在集中营里还有可取之处的话，那就是我没有成为犯人头目。
“1942年11月，集中营改造完成，我从临时牢房转移回正式牢房。我被安排负责掩埋尸体。焚尸炉已经建成，但他们低估了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的数量，所以大篷卡车和大坑仍在发挥作用。他们不再需要我给尸体拔牙了。我铺上石灰，在初冬的寒气中瑟瑟发抖，然后就是等待。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成为一具被他人埋葬的尸体。
“1942年11月19日，星期四，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。”索尔陷入沉默。几秒钟后，他起身走到了壁炉边。火几乎熄灭了。“娜塔莉，你能给我弄点儿比咖啡更烈的饮料吗？比如雪利酒？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娜塔莉说，“白兰地怎么样？”
“太棒了。”
她不一会儿就拿着一大杯白兰地回来了，索尔翻拨了木炭，添加了柴火，让火又熊熊燃起来。
“谢谢，亲爱的。”他晃了晃杯中琥珀色的液体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壁炉中的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。“星期四——我有把握那天是1942年11月19日——五名德国人深夜来到我们的牢房。他们之前来过。每次来都会带走四个人。那些人后来再没回来过。另外七个牢房中的囚犯告诉我们，他们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。我们不知道纳粹为何要进行这种秘密清除行动，明明每天都有数千人被公然埋进大坑，没必要多此一举。有谣言说，他们是被带去做医学实验了。
“那天晚上，一个上校带着士兵来到我们的牢房。这一晚，他们选择了我。
“我决定反抗。这和我不惜一切活下来的初衷相悖，但一想到被拽进外面的黑暗之中，我就惊恐得丧失了所有对生的希望。我做好了反抗的准备。士兵勒令我下床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马上就要死了。我打算在他们杀死我之前至少干掉一头德国猪。
“但他们没有杀我。上校只是命令我离开牢房，而我服从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我的身体背叛了我。不是因为我胆怯，而是因为上校进入了我的大脑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进入了我的大脑，就像子弹穿透肉体般刺痛。我感觉到他在操控我的肌肉，驱使我走过地板，离开牢房。党卫军士兵则在一旁大笑。
“很难描述我当时的感觉，只能称其为‘精神强奸’，但即便这个词也无法准确表达我受到侵犯的感觉。我那时不相信——现在也仍然不相信世上存在恶魔附身或超自然现象。上校具备一种恐怖的通灵或心理能力，可以直接操控他人的意志。
“我们被装上了一辆卡车。这本身就不可思议。除了从切姆诺车站到集中营坐过火车，犹太人被禁止乘坐任何交通工具。波兰的那个冬天，奴隶比燃料便宜多了。
“他们将我们载到森林。卡车上有十六个人，包括从女囚牢房里带出来的一个年轻女人。精神强奸暂时结束了，但我却感觉自己的精神涂满了秽物，比每天在大坑工作时沾满全身的粪便还要肮脏。别的犹太人都在窃窃私语，从他们的表情我知道，我是唯一被精神强奸的。老实说，我甚至怀疑自己发疯了。
“车开了不到一个小时。一名士兵手持冲锋枪在车后部看管我们。集中营的士兵从不在营内携带自动武器，因为一旦囚犯造反抢走了武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牢房的恐怖经历令我身心疲惫，不然我早就把德国人制服了，至少也会从卡车上跳下去。但上校就在卡车车厢内，尽管我见不到他，却仍然被恐惧牢牢摄住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