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,对於明朝所带来的影响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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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明朝万历年间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
  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(1573—1620年)年间,先后在明朝西北、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。分別为李如松(李成梁长子)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寧夏之役;李如松、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;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。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,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。
  寧夏之役自1592年(万历二十年)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。朝鲜之役第一回衝突自1592延至1593年(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);第二回衝突自1597延至1598年(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)。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(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)。
  而实际上万历时期大规模军事行动还包括万历十一年(1583年)至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的明缅战爭,以及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与后金的萨尔滸之战,但两次皆是明朝失败。
  寧夏之役
  寧夏是明代边陲九个军事重镇之一,主要是防御蒙古族人。叛乱的哱拜本是蒙古韃靼人,明嘉靖年间因得罪酋长,父兄被杀,他投了明军。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被提为副总兵,致仕后,其子哱承恩袭位。
  万历十九年,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,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,至金城,见各镇兵皆出其下,归途取路塞外,戎兵亦远避之,因益骄横,有轻中外之心。巡抚党馨每抑裁之,並核其冒餉罪,哱拜因於二十年二月十八日,纠合其子承恩、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,嗾使军锋刘东暘叛乱,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,纵火焚公署,收符印,发帑释囚。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“扣餉激变”奏报,並索取敕印,惟忠自縊死。
  此后东暘自称总兵,以拜为谋主,以承恩、许朝为左右副总兵,土文秀、哱云为左右参將,占据寧夏镇,刑牲而盟。出兵连下中卫、广武、玉泉营、灵州(今寧夏灵武)等城,惟平虏坚守不下。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,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,势力越加强大,全陕震动。
  三月四日,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,摄总兵事进剿,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,势甚强。此后,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,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,阻击套部蒙古,斩获甚多。
  四月,又调李如松为寧夏总兵,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楨监军,统辽东、宣、大、山西兵及浙兵、苗兵等进行围剿。
  七月,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,追奔至贺兰山,將其尽逐出塞。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,將寧夏城团团包围,並决水灌城。叛军失去外援,城內弹尽粮绝,同时內部发生火併。
  九月十六日刘东暘杀土文秀,承恩杀许朝,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暘。军心涣散。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,拜闔门自尽,承恩等被擒,至此,哱拜之乱全部平息。
  朝鲜之役
  公元1592年,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、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,又渡临津江,进逼王京(今首尔)。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、弛於武备、政治腐败,军队望风而溃。李昖逃奔平壤、后又奔义州(今新义州东北)。日军进占王京后,毁坟墓,劫王子、陪臣,剽掠府库。又攻入开城、平壤。朝鲜八道沦陷七道。在这种形势下,明朝应朝鲜之请,出兵援朝。但援军因兵少力弱,地理不熟,游击史儒战死,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。
  明廷得败讯后,以宋应昌为经略、李如松为东征提督,集四万兵马赴朝。次年正月进攻平壤,击败小西行长部,获平壤大捷,此后又復开城,扭转战局。后又进逼王京,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,损失惨重,李如松险些阵亡。三月,刘綎、陈璘率军抵朝。明军扼临津、宝山等处,並断日军粮道。
  日军缺粮,不得不放弃王京,退缩至釜山等地,开始与明军谈判。为爭取时间,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。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,谈判破裂。
  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,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於狱,以邢玠为蓟辽总督,因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爭中战死,所以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將军,调蓟辽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陕西兵及福建、吴淞水兵援朝,又募川、汉兵等往援。次年二月,明军兵分四路,中路董一元、东路麻贵、西路刘綎、水路陈璘,分道向釜山挺进,陈璘与朝鲜水军將领李舜臣紧密配合,在海上追击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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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八月,丰臣秀吉死,日军撤兵,明朝联军乘势进击,日军战败。但明军老將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死亡。十一月,战爭基本结束。主要战役有碧蹄馆战役,南平血战,釜山攻防战,露梁海战等等。
  播州之役
  播州位於四川、贵州、湖北间,山川险要,广袤千里。自唐杨端之后,杨氏世代统治此地,接受中央皇朝任命。
  明初,杨鏗內附,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。万历初,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,骄横跋扈,作恶多端,並於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。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,未採取有力对策。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,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、贵州、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,搜戮居民,奸淫掳掠。
  二十六年,四川巡抚谭希思於綦江、合江(今四川瀘州东)设防。次年,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,失利,杨国柱被杀。明廷罢江东之,以郭子章代之。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,节制川、湖、贵三省兵事,並调刘綎及麻贵、陈璘、董一元等南征。
  二十八年,徵兵大集,二月,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,明军分兵八路进发,每路约三万人。刘綎进兵綦江,连破楠木山、羊简台、三峒天险。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。巾幗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,並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。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。三月底,刘綎攻占娄山关,四月,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,又败。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、海云,至海龙囤(今遵义西北),与诸路军合围之。六月,刘綎又破大城。应龙知大势已去,与二妾自縊,子朝栋等被执,明军入城,播州平。后分其地为遵义、平越二府,分属四川、贵州。
  一、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
  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歷史,从文献记载看,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,时“南詔陷播”,杨端收復播州伊始。是时,因唐朝政局混乱,边疆多事,朝廷自顾不暇,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,世代传袭。据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五《地理五》载,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“地方偏僻,人口稀少,总计户不满五百,人口不过二千余。”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、绥阳等县[2],统辖区域甚为狭小。
  宋大观二年,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。“当时州、军全境属地,西北有今赤水、习水;北至桐梓,东北达正安、务川等地,远较唐朝播州为广,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”[2]。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。然乌江以南,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,宋朝时,属於羈縻州郡难以控制的“生界”地,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,东部有思州,西南有宋氏等势力。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,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。原因在於此片地区路途遥远、山河阻隔,民族较多,因而鞭长莫及,对於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,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。
  宋廷南渡后,政治中心南移,隨著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,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有所了解。特別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,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,攻击南宋后路[3]。宋廷不得不藉助思州、播州两大地方势力,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、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。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,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。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,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、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。然而这一做法,也导致了播州、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,並向南插入平越地区,陆续蚕食这片“生界”。大致而言,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,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。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,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,建立了元朝。
  元朝时,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,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,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,加以统辖。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,清醒认识到“在俗异地险、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,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,而单靠军事征服,就只会得逞於一时,而难於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。”[4]《清史稿》列传二百九十九载:“西南诸省,水復山重,草木蒙昧,云雾晦冥,人生其间,丛丛虱虱,言语饮食,迥殊华风。”明確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,如果要採取与內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,势必引发民族衝突,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。因此,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,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,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,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,並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,加以治理。
  元朝政府对於土司政权的承袭、权职多从本俗。《元史》卷二十六载:“远方蛮夷,顽獷难制,必任土人,可以集事。今或闕员,宜从本俗,权职以行。”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“土官有罪,罚而不废”等等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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